到周刊来唯一一篇还算满意的稿子,采访很快,写得也很快。王永这个家伙很酷,长得像加强版黑天才,基本没见他笑过。曾在雅日当过主编,偷拍过医生收红包全过程,雅日的人至今谈到他都有一种“传说中的……”的口吻。现在到处拍片,卖图为生,比如卖给路透社。(PS:小+说:“呸,汉奸!”)很自由很拉风。后来和他单独约会过一次,天呀,四大四个小时,全部在谈工作!而且一次都没笑过! 好在关于工作,他的确不同凡响,而且是非常非常不同凡响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,如果你认识了他,就仿佛他代你过了无重数的人生,走过了无重数的远方。所以,一边在心里嘀咕这个家伙会笑不会笑呀,一边在想这个人,需要和他做一辈子的朋友才划算,才叫物尽其用,不辜负老天爷把他介绍给我认识。 最后加一句雅日某美编的评论:“他?他不是一个人!他是神……(我觉得这个‘神’里面也并非没有‘精神病’的含义)”
王永:镜头下的生命之痛
地震面前众生平等 “地震的时候,我在七楼。”王永淡淡地说。在5.12汶川地震波及区的人们都知道,在那一天,这个高度足以让人惊慌失措。 “我在春熙路一座二十几层高酒楼的七楼,睡觉,还做了一个梦,梦里充斥着红色的光与火。醒来后穿好衣服,刚站到地面,楼就摇起来了。前二十秒,怎么也没想到是地震,意识到是地震了,第一个反应就是抓像机,抓不到,晃得太厉害,冰箱在摇,书柜在摇,墙上的画框往下掉,人被晃到衣柜边靠着。突然想到,地震面前,众生平等。这个时候,不管是达官或者是名流,肯定都跟我一样被晃悠。就想到这些了,没有恐惧。” 震动停止,王永终于抓起像机冲下了七楼。春熙路上已经挤满了惊慌的人群,他本能地开始拍照,不停地拍。突然想到这地震肯定没完,酒楼万一不让上了,装满十几年来拍摄的照片的硬盘还在上面,要是楼给震没了,一切都完了。后来当他重新上楼拿到硬盘,塞进背包后,这个背包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,哪怕只到路边吃一碗面。地震后一个小时,他便知道汶川发生了7.8级大地震。 “当天晚上,春熙路的献血点排起了四、五百米的长队。我路过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,献血点两边都是很高的建筑,如果发生有破坏力的余震,呆在那里并不安全, 可站在下面的人惦记的却是远处陌生人的生命安危。如果不是地震,很难想象人性的光辉原来就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。” 王永从事新闻工作已有十余年,“追新闻追了十几年,当真正的大新闻出现在面前时,心中却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,突然不愿意用镜头去对准这场灾难。”然而各家杂志社已经开始纷纷约稿,“我告诉自己,再拼一次命吧。”就这样,王永背着像机上路了,他并不完全知道他的镜头将要对准什么样的世界。
什邡的灾民很有保障 14号,王永与搭档从成都出发,先到都江堰,后转什邡,晚上到达汉旺。接着向北川进发,在垮塌的北川一中遭遇封路,于16日步行进入北川县城。在这几乎可以说是漫长的三天中,他只在16号凌晨感到过惫倦,刚到车上眯了一会儿,在梦中感觉被重重一推,醒了过来,原来是余震,于是再无睡意。“三天两夜,感觉很饿,但什么都不想吃,满身大汗。” “在这几个重灾区,印象最深的是什邡。由于县城里受灾很小,周围的灾民都被安置了进来。当地的宣传工作也做得非常好,一些个体餐馆做好大量饭菜,在街道两边排开,灾民、志愿者都不需要证明,只要你饿了就可吃。大量捐赠的衣物堆在一起,大概码了五、六米高,志愿者井井有条地进行分发,灾民在这里可以找到合身的衣服、裤子,甚至是鞋子。14号,大量的难民还没有达到,但什邡的广场已提前搭建好成片的帐篷。 在这里,灾民如果饿了,马上就有饭吃;如果渴了,马上就有矿泉水喝;如果想睡就有帐篷,而且还能立即领到被子。” “那些志愿者,全都是90后的,以前没有接触过,但这次感觉他们真的很棒。”
有个家长疯了,我没拍 巨大的灾难,六万多人的死亡,一一用镜头去记录,对中国的摄影师来说,无异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回来后,看到有的杂志刊登了非常血腥的照片,比如死者的面部特写。看到这样的照片我非常愤怒,这是对死者的不恭,更让生者压抑。要表现‘死’,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表现‘生’,即使不得不直击死亡,也可以选择比较含蓄的元素。这和拍电影一样,用一滩鲜血表现残酷的是三流的导演,用一滴鲜血表现残酷的是二流的导演,不用鲜血表现残酷的才是一流的导演。”面对死亡,王永的镜头是有选择的,但更多的时候,他感到了所谓“影像语言”的乏力,“其实影像根本表达不出我的心里话……” 死者长已矣,痛苦的却是活下来的人。《南都周刊》的长平曾说:“所谓的幸存者,其实是‘不幸的生存者’。”在汉旺、在北川,王永目睹了太多被亲人的死撕裂了灵魂的幸存者。“你知道垮塌和危房的区别吗?垮就是整座楼塌成实心的一团,里面根本不留一点空间。我在北川一中曾看到一座几乎可以说是完整的三层教学楼,结果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,这座楼本来有五层,下面的两层已经完全不在了。汉旺垮塌的三所学校中,有一所原本就是危房,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知道。当地震一发生,家长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危房中的孩子。一位父亲冲到现场时,教学楼还没有完全垮塌,他听见自己的女儿在最下层哭喊爸爸,而很多孩子从没有垮完的楼层上往下跳,他冲上前去,接住了十几个孩子,但是却没能救出自己的女儿。” “15日上午,汉旺的学校,一个家长看到孩子的尸体时疯了。我亲眼看到她在我面前从一个沉默等待的人,变成变成又哭又笑,手舞足蹈疯子,但我已经不想再用镜头去记录什么了。”
生命并不都是脆弱的 “震后的北川已经是一个根本无法在原址重建的城市。只有到了那里,你才知道这次地震的破坏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全部想象力。那里的每一座房屋都成为大自然不可复制的雕塑,垮塌、扭曲、倾斜、从中撕裂,这个城市应该被建成地震博物馆,或者说,它已经是一座地震博物馆了。” 15日,徒步抵达北川,16日离开,“这两天,我看到公路上到处都是房子一样大小的巨石,看到七系宝马被压得稀烂,看到陡峭的山崖被生生切下一半,看到巨大的黑暗里,一座废墟被照亮如同白昼,众多的人群无声地在废墟上忙碌救援……一切都不像是真的。”” 但是,大灾之中,生命并不都是脆弱的。“我在北川看到两位大娘从山上逃下来,姐姐七十岁,妹妹六十岁,身有残疾。12日地震后,妹妹拖着残疾的身体爬了两天,找到了姐姐,然后姐姐背着妹妹在山中爬了两天,终于逃了出来。你能想象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吗?那是一座完全变了形的山,曾经熟悉的山路不再可靠,它随时可能将她们引向一座刚刚诞生的悬崖。”也许这些生命的顽强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依靠别人,“从山里逃出来的这些人似乎从没想过向他人求救,当救援队向他们发放救灾物品时,他们显得格外不好意思。有一个灾民从山里带下来一袋饼干,已经有点变质了,却舍不得丢掉。尽管大家告诉他前面一路都有救援,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吃的,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来帮助他们。” 一切也许刚刚才开始 16日,王永从北川撤回,当他离开时,看到道路中断抢修好后的第一辆推土机开进北川。撤到指挥部时,看到人群突然蜂拥向一个方向,听说是胡主席来了,王永距那里仅仅几十 米,但他没有走过去。 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。“对一些镇子来说,丧失的可能是一代人、甚至两代人,还有的家庭一下子失去十几个人。一个四十岁的男人,他可能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孩子、妻子,在每一年的父亲节、母亲节、六一节、清明、中秋、春节……他的创痛会被反复揭起伤疤,这种痛苦才是灾难的开始。而这特定的一群人因为文化水平的局限,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一种心理疾病,更不可能主动寻求治疗。我觉得,对他们的救援才刚刚开始。” “在北川,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。一位四十岁的农村男子与刚刚从村里逃生出来的妹妹相遇了,妹妹哭着喊:‘家里人全死了!’哥哥红着眼睛紧紧把妹妹抱在了怀中。”王永说,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人,在成都,我没有感到恐惧;在汉旺,看到那么多孩子的死,我没有流泪。但在那一瞬间,我按下快门,再也抑制不住泪水。要知道,在大山里的农村,一个中年男人就算痛苦到用头去撞墙都不会抱着自己的妹妹哭。而从这个拥抱中,我们可以看出,他们已经完全被绝望笼罩,除了彼此,一无所有。” 地震已成过去,但心灵的创痛才刚刚拉开悲剧性的序幕。灾区的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的救援,还有心灵的关注。“接下来,我想重新找到那些在镜头前触动了我的心灵的人们,继续关注他们。他们不会像我以往拍过的对象那样,成为一桢静止的影像。他们已经渗入我的生命,成为一个必须被记录下来的故事。一切,才刚刚开始。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