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周刊来唯一一篇还算满意的稿子，采访很快，写得也很快。王永这个家伙很酷，长得像加强版黑天才，基本没见他笑过。曾在雅日当过主编，偷拍过医生收红包全过程，雅日的人至今谈到他都有一种“传说中的……”的口吻。现在到处拍片，卖图为生，比如卖给路透社。（PS：小+说：“呸，汉奸！”）很自由很拉风。后来和他单独约会过一次，天呀，四大四个小时，全部在谈工作！而且一次都没笑过！
好在关于工作，他的确不同凡响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不同凡响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，如果你认识了他，就仿佛他代你过了无重数的人生，走过了无重数的远方。所以，一边在心里嘀咕这个家伙会笑不会笑呀，一边在想这个人，需要和他做一辈子的朋友才划算，才叫物尽其用，不辜负老天爷把他介绍给我认识。
最后加一句雅日某美编的评论：“他？他不是一个人！他是神……（我觉得这个‘神’里面也并非没有‘精神病’的含义）”
王永：镜头下的生命之痛
地震面前众生平等
“地震的时候，我在七楼。”王永淡淡地说。在5.12汶川地震波及区的人们都知道，在那一天，这个高度足以让人惊慌失措。
“我在春熙路一座二十几层高酒楼的七楼，睡觉，还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充斥着红色的光与火。醒来后穿好衣服，刚站到地面，楼就摇起来了。前二十秒，怎么也没想到是地震，意识到是地震了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抓像机，抓不到，晃得太厉害，冰箱在摇，书柜在摇，墙上的画框往下掉，人被晃到衣柜边靠着。突然想到，地震面前，众生平等。这个时候，不管是达官或者是名流，肯定都跟我一样被晃悠。就想到这些了，没有恐惧。”
震动停止，王永终于抓起像机冲下了七楼。春熙路上已经挤满了惊慌的人群，他本能地开始拍照，不停地拍。突然想到这地震肯定没完，酒楼万一不让上了，装满十几年来拍摄的照片的硬盘还在上面，要是楼给震没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后来当他重新上楼拿到硬盘，塞进背包后，这个背包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，哪怕只到路边吃一碗面。地震后一个小时，他便知道汶川发生了7.8级大地震。
“当天晚上，春熙路的献血点排起了四、五百米的长队。我路过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，献血点两边都是很高的建筑，如果发生有破坏力的余震，呆在那里并不安全，
可站在下面的人惦记的却是远处陌生人的生命安危。如果不是地震，很难想象人性的光辉原来就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。”
王永从事新闻工作已有十余年，“追新闻追了十几年，当真正的大新闻出现在面前时，心中却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，突然不愿意用镜头去对准这场灾难。”然而各家杂志社已经开始纷纷约稿，“我告诉自己，再拼一次命吧。”就这样，王永背着像机上路了，他并不完全知道他的镜头将要对准什么样的世界。
什邡的灾民很有保障
14号，王永与搭档从成都出发，先到都江堰，后转什邡，晚上到达汉旺。接着向北川进发，在垮塌的北川一中遭遇封路，于16日步行进入北川县城。在这几乎可以说是漫长的三天中，他只在16号凌晨感到过惫倦，刚到车上眯了一会儿，在梦中感觉被重重一推，醒了过来，原来是余震，于是再无睡意。“三天两夜，感觉很饿，但什么都不想吃，满身大汗。”
“在这几个重灾区，印象最深的是什邡。由于县城里受灾很小，周围的灾民都被安置了进来。当地的宣传工作也做得非常好，一些个体餐馆做好大量饭菜，在街道两边排开，灾民、志愿者都不需要证明，只要你饿了就可吃。大量捐赠的衣物堆在一起，大概码了五、六米高，志愿者井井有条地进行分发，灾民在这里可以找到合身的衣服、裤子，甚至是鞋子。14号，大量的难民还没有达到，但什邡的广场已提前搭建好成片的帐篷。
在这里，灾民如果饿了，马上就有饭吃；如果渴了，马上就有矿泉水喝；如果想睡就有帐篷，而且还能立即领到被子。”
“那些志愿者，全都是90后的，以前没有接触过，但这次感觉他们真的很棒。”
有个家长疯了，我没拍
巨大的灾难，六万多人的死亡，一一用镜头去记录，对中国的摄影师来说，无异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回来后，看到有的杂志刊登了非常血腥的照片，比如死者的面部特写。看到这样的照片我非常愤怒，这是对死者的不恭，更让生者压抑。要表现‘死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表现‘生’，即使不得不直击死亡，也可以选择比较含蓄的元素。这和拍电影一样，用一滩鲜血表现残酷的是三流的导演，用一滴鲜血表现残酷的是二流的导演，不用鲜血表现残酷的才是一流的导演。”面对死亡，王永的镜头是有选择的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感到了所谓“影像语言”的乏力，“其实影像根本表达不出我的心里话……”
死者长已矣，痛苦的却是活下来的人。《南都周刊》的长平曾说：“所谓的幸存者，其实是‘不幸的生存者’。”在汉旺、在北川，王永目睹了太多被亲人的死撕裂了灵魂的幸存者。“你知道垮塌和危房的区别吗？垮就是整座楼塌成实心的一团，里面根本不留一点空间。我在北川一中曾看到一座几乎可以说是完整的三层教学楼，结果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，这座楼本来有五层，下面的两层已经完全不在了。汉旺垮塌的三所学校中，有一所原本就是危房，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知道。当地震一发生，家长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危房中的孩子。一位父亲冲到现场时，教学楼还没有完全垮塌，他听见自己的女儿在最下层哭喊爸爸，而很多孩子从没有垮完的楼层上往下跳，他冲上前去，接住了十几个孩子，但是却没能救出自己的女儿。”
“15日上午，汉旺的学校，一个家长看到孩子的尸体时疯了。我亲眼看到她在我面前从一个沉默等待的人，变成变成又哭又笑，手舞足蹈疯子，但我已经不想再用镜头去记录什么了。”
生命并不都是脆弱的
“震后的北川已经是一个根本无法在原址重建的城市。只有到了那里，你才知道这次地震的破坏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全部想象力。那里的每一座房屋都成为大自然不可复制的雕塑，垮塌、扭曲、倾斜、从中撕裂，这个城市应该被建成地震博物馆，或者说，它已经是一座地震博物馆了。”
15日，徒步抵达北川，16日离开，“这两天，我看到公路上到处都是房子一样大小的巨石，看到七系宝马被压得稀烂，看到陡峭的山崖被生生切下一半，看到巨大的黑暗里，一座废墟被照亮如同白昼，众多的人群无声地在废墟上忙碌救援……一切都不像是真的。””
但是，大灾之中，生命并不都是脆弱的。“我在北川看到两位大娘从山上逃下来，姐姐七十岁，妹妹六十岁，身有残疾。12日地震后，妹妹拖着残疾的身体爬了两天，找到了姐姐，然后姐姐背着妹妹在山中爬了两天，终于逃了出来。你能想象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吗？那是一座完全变了形的山，曾经熟悉的山路不再可靠，它随时可能将她们引向一座刚刚诞生的悬崖。”也许这些生命的顽强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依靠别人，“从山里逃出来的这些人似乎从没想过向他人求救，当救援队向他们发放救灾物品时，他们显得格外不好意思。有一个灾民从山里带下来一袋饼干，已经有点变质了，却舍不得丢掉。尽管大家告诉他前面一路都有救援，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吃的，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来帮助他们。”
一切也许刚刚才开始
16日，王永从北川撤回，当他离开时，看到道路中断抢修好后的第一辆推土机开进北川。撤到指挥部时，看到人群突然蜂拥向一个方向，听说是胡主席来了，王永距那里仅仅几十 米，但他没有走过去。
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。“对一些镇子来说，丧失的可能是一代人、甚至两代人，还有的家庭一下子失去十几个人。一个四十岁的男人，他可能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孩子、妻子，在每一年的父亲节、母亲节、六一节、清明、中秋、春节……他的创痛会被反复揭起伤疤，这种痛苦才是灾难的开始。而这特定的一群人因为文化水平的局限，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一种心理疾病，更不可能主动寻求治疗。我觉得，对他们的救援才刚刚开始。”
“在北川，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。一位四十岁的农村男子与刚刚从村里逃生出来的妹妹相遇了，妹妹哭着喊：‘家里人全死了！’哥哥红着眼睛紧紧把妹妹抱在了怀中。”王永说，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人，在成都，我没有感到恐惧；在汉旺，看到那么多孩子的死，我没有流泪。但在那一瞬间，我按下快门，再也抑制不住泪水。要知道，在大山里的农村，一个中年男人就算痛苦到用头去撞墙都不会抱着自己的妹妹哭。而从这个拥抱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已经完全被绝望笼罩，除了彼此，一无所有。”
地震已成过去，但心灵的创痛才刚刚拉开悲剧性的序幕。灾区的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的救援，还有心灵的关注。“接下来，我想重新找到那些在镜头前触动了我的心灵的人们，继续关注他们。他们不会像我以往拍过的对象那样，成为一桢静止的影像。他们已经渗入我的生命，成为一个必须被记录下来的故事。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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